第二个目标是环境目标，包括全球和局地环境目标。全球环境目标如生物多样性、温室气体问题等；局地环境目标压力很大，资源环境形势紧张，污染严重，污染物排放在快速工业化下压力很大，治理技术和资金缺口很大，环境污染对人民健康、福利造成严重威胁，我们的发展成果有可能断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绩效中。
　　邹骥说，我们不能“狗熊掰棒子”，捡起了GDP，却扔掉了环境，最后什么也没得到。

　　胜算几何

　　中国需重铸国家核心竞争力，积极应对低碳经济全球挑战

　　谈到低碳经济，邹骥指出，低碳经济固然好，但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利益不一样，代价也不一样。
 
　　一是要认识到，低碳经济很有可能是未来国际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这种趋势已经初露端倪，对此我们要密切关注，要保持充分的敏感性，否则就有可能被时代淘汰。低碳经济可能会带来贸易条件、国际市场、国际技术竞争格局的变化，随之提出严肃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违背时代大势，而要追上时代的变化。

　　二是在中国的问题上，我们面临格外特殊的挑战。

　　首先我们的自然资源禀赋就是高碳、以煤为主的能源，与别的国家不同，石油、天然气、核能等为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像中国这样煤所占的比例如此之高。这样一来，如果一旦发展低碳经济，我们在资源上的优势就变成了劣势。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看，我们正处于一个高碳经济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可以是低碳经济，因为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已经完成，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一过程是要大量耗能、大量排放的，而中国最近几十年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高峰期，一旦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城市化完成，我们的排放强度可以大大降低。

　　就此而言，我们的经济发展正处于爬坡、越门槛的阶段。

　　“所以，搞低碳经济，对中国来讲可能形成新的比较劣势。在传统经济形态中，以煤为主可能有成本优势，成为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但在低碳经济中却变成了比较劣势。我们经济发展阶段处于爬坡的高排放阶段，低碳经济这种世界新型经济形态的出现对中国形成了严峻挑战。”邹骥说。

　　邹骥认为，对中国的考验是如何走出劣势，如何在低碳经济的新一轮全球挑战过程中，变劣势为优势，走出困境，这是对中国人民智慧的考验。

　　一个基本出路是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比如调整能源结构，核能能否大上，可再生能源能否大力推广，煤炭能否提高利用效率且更少排放，再比如电力部门能否推广超超临界技术，能否最大限度推广IPCC推荐的技术，但这些都取决于技术是否成熟，成本是否能接受。

　　邹骥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的人均GDP还要上升，人口总量还要增加，能源消费还要上升，唯一可以下降的是能源强度，但这种下降取决于是否拥有技术。所以从战略上讲，只能从技术上找出路。

　　那么，中国在新一轮低碳经济全球挑战中胜算几何？邹骥直言，现在很不确定，机遇与挑战并存。
 
　　他说，中国能否跨越技术难关，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直接摒弃发达国家老路和老的技术模式，这是我们的基本机会——直接进入低碳经济的技术支撑、技术选择，直接建立相应的支持低碳经济的市场体系、政策体系。中国今后10年、20年里能否实现这一转变，非常关键。

　　风险或者说挑战就是，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点，要么经济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要么经过几十年之后，忽然发现，新的经济形态形成了，新的技术竞争格局形成了，但我们依然是落后的，依然处于世界的底层，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代人奋斗几十年，经过一轮新的洗牌之后，我们依然是落后者。这是风险和挑战。

　　“因此，核心问题归结为，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要重新定义，经过重新定义的核心竞争力能否在几十年里走到世界的前列，或者得到大大提升，这是问题的实质。”

　　“因此，气候变化远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对国家技术战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国际关系战略等进行重新思考。”邹骥说。

　　这已远不是一个简单的碳减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