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07年，我们可以说，过去的一年是当之无愧的“气候变化年”。

　　气候变化关乎人类核心利益和发展前景，它进入国际政治的核心议程是很自然的。伴随气候变化问题而来的，是低碳经济日益成为国际经济新趋势。那么，在这新一轮低碳经济全球挑战中，中国胜算几何？我们该如何把握机遇，直面挑战？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联合国气候公约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邹骥教授。

　　自1997年开始，邹骥教授就开始跟踪研究气候变化问题。2000年9月，邹骥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之后的历次气候谈判，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谈判老手。
 
　　激烈博弈

　　巴厘岛大会对中国而言，具有格外的里程碑意义

　　作为亲历者，他用一个词概括了对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总体印象——众望所归。这是在公约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会。

　　同时作为亲历者，邹骥认为中国在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受到的国际压力显而易见，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呼声很高。

　　谈判中，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提出中国的减排也要“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在艰苦的谈判中，我方坚持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可以承担自己能够承担的责任，但绝不能超出能力过多、过早承担减排责任，这是不现实、不客观的。要求中国一样减排，混淆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发达国家的倾向。但中国顾全大局，也做了妥协，同意以“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方式”(Inmeasurable，reportable，veri－fiablemanner)采取减缓和适应行动。

　　“一词之差，对中国而言，使得这次巴厘岛会议有格外的里程碑意义，”邹骥强调说，“因为中国未来承担‘三可’的责任不是现在的事，但方向已定，进程已经启动，无非是在今后的谈判中讨论何时启动真正落实，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在多大范围。我个人认为中国已经‘上轨’。原来并未预期这次会议就上轨，应该还要过几年。应该说，中国做出了妥协，但仍在谈判底线之上，仍有很大回旋余地，”邹骥直言，“中国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意义重大

　　《中国气候变化方案》堪称楷模

　　2007年6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发布。中国采取的举措广受称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其为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楷模。

　　邹骥指出:“这不是溢美之词，我们当之无愧。”

　　首先，对中国而言，这是中国气候领域里的根本大法，为各行业、部门、各地确定节能减排、气候变化举措提供了依据，可以深入细致地发展政策，这是最根本的意义。

　　二是确定了中国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确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向、内容、角度、立场等，为发展专项政策奠定了基础。

　　三是起到了唤起公众气候意识和信息交流、普及的基础的作用。对企业家、学术界、决策者而言，发出了强烈的政策信号，对其长期决策是一个指导。

　　四是把全球、国际环境问题同国内节能减排有机结合起来。方案直接启用了10％污染物减排、20％节能的目标，这是政策综合的作用，对我们进一步深入贯彻公约精神、负责任履约都是纲领性文件。

　　邹骥指出，从国际意义上看，方案首先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中华民族古老传统，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中国是一个讲信用、讲公德的国家，顾及全人类利益，在国际社会“积善成德”。

　　“中国通过实际行动表明，我们是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在探讨，作为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有许多困难，努力寻求一条既有中国特色，又遵循全球利益的发展道路，这具有典范意义，这就是我对潘基文的话的解读。”邹骥说。

　　方案与其说是一个气候变化方案，不如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方案，是一个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探寻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寻求以更智慧、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方式发展，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限制排放。

　　邹骥指出，毋庸置疑，发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硬道理，但我们要试图不走发达国家老路，以创新型的、更有利于资源环境的道路，这是一种伟大的实践和尝试。

　　对于中国而言，方案面临的是多目标的决策和协调。一是发展目标。要解决13亿人民的吃饭、衣食住行、城市化、经济现代化、工业化问题等等，这是基本挑战。现在是全球化的世界，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的发展搞不好，这是全球的灾难，其带来的灾难一点都不亚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对此必须有明确认识，不能以减排为由影响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