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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变得更加靠谱是啥样子
作者:hs 日期:2008-12-12
巴厘之后，成立了AWG-LCA（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和AWG-KP（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取代了过去京都议定书“第9条(2)”关于第二承诺期履约和减排目标审定的争论。过去1年之中，两个特设工作组各召开了4次会议，在巴厘行动计划框架下，逐步确认详细的谈判进程时间表。
去年巴厘的谈判递交出一个未来谈判的时间安排表；今年波兹南的两周以“空白”的共同愿景拉开序幕，最后各方达成了愿意共同达成“共同愿景”的愿景——明年6月之前，两个特设工作组的需要集合各缔约国的提议内容。
明年，哥本哈根很可能是一个框架性协议，其中包含了对发达国家共同承认的、能够互相比较的减排范围；对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化和灵活性的、以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低碳经济转型为核心一揽子提议。
从激进的保护气候观点看，政治谈判必须确定一个“靠谱”的数字；而从政治实用性看，法律文件中，确定一个普遍的“范围”更靠谱。只是，科学依据必然加入到政治文本之中。IPCC第四次报告的主要结论递交了一个明白的信息：气候的确是在变化、人类活动极大可能影响了目前全球升温的趋势、人类目前的准备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
必须承认，气候科学研究仍然有无穷尽的不确定性，但这些和气候变化的事实的争论是两码事。我们不确定的是：还能向大气中排放多少温室气体，仍然保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不会遭到严重损失；我们仍然不确定未来气候的变化会带来多大程度和多高频率的自然变化。
巴厘岛之前，有人暗示过，未来哥本哈根的协议内容和京都时期可能完全不一样。京都第一承诺期只有5年，但并不能以此默认第二承诺期也只有5年。观察一次谈判就能感受到，每5年确定一个减排目标的政治成本太高，时间花费太大。因此，诸多人士认为第二承诺期的终点时间是2020年。在这可能的18年之中，存在数个阶段，并且相对灵活的框架机制能够使发展中国家自动进入“某种目标和形式”的减排中。
京都自上而下的路子对于“自由经济”的推崇者们很不靠谱，或者说他们在这套体系下玩不转。只是京都第一承诺期是一个很好的test(激进心切的人士不要雷劈我)，在京都和公约的初始制度边界下，人们逐渐认识到其在短期的优劣，以及中期改进的方向。在共同保护气候的严肃认识下，相对灵活和多元的自下而上的补充制度和市场安排能够弥补现有的“专制”和低效。对与政治执行的风险管理也会刺激政策决定者偏向选择一个“准则”而不是一个单一“目标”。
按照京都的老路子，发达国家必须承担更严格的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有权利自身发展。于是两边的同学都互不向让，或者来回屁股移动点点。这样要不得，又费马达又费电。两边的拉锯战长持不下，那政治家就只有换一个思路来商量——
发展就不一定就是邪恶，减排也不一定等于彻底损害发展。经济发展和气候保护似乎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苗头，能够前所未有地在国家执行者和部分先行的商业人之中形成共识。经济前所未有地衰退，也正说明了如果没有灵活但清晰的机制，会出不少“人品”问题（有些在道上乱混的也死得很惨）。即便这样，刚刚形成的新好苗子也不应该失去经营照料——当然，出现这样的几率比较小。
罗锐
去年巴厘的谈判递交出一个未来谈判的时间安排表；今年波兹南的两周以“空白”的共同愿景拉开序幕，最后各方达成了愿意共同达成“共同愿景”的愿景——明年6月之前，两个特设工作组的需要集合各缔约国的提议内容。
明年，哥本哈根很可能是一个框架性协议，其中包含了对发达国家共同承认的、能够互相比较的减排范围；对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化和灵活性的、以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低碳经济转型为核心一揽子提议。
从激进的保护气候观点看，政治谈判必须确定一个“靠谱”的数字；而从政治实用性看，法律文件中，确定一个普遍的“范围”更靠谱。只是，科学依据必然加入到政治文本之中。IPCC第四次报告的主要结论递交了一个明白的信息：气候的确是在变化、人类活动极大可能影响了目前全球升温的趋势、人类目前的准备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
必须承认，气候科学研究仍然有无穷尽的不确定性，但这些和气候变化的事实的争论是两码事。我们不确定的是：还能向大气中排放多少温室气体，仍然保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不会遭到严重损失；我们仍然不确定未来气候的变化会带来多大程度和多高频率的自然变化。
巴厘岛之前，有人暗示过，未来哥本哈根的协议内容和京都时期可能完全不一样。京都第一承诺期只有5年，但并不能以此默认第二承诺期也只有5年。观察一次谈判就能感受到，每5年确定一个减排目标的政治成本太高，时间花费太大。因此，诸多人士认为第二承诺期的终点时间是2020年。在这可能的18年之中，存在数个阶段，并且相对灵活的框架机制能够使发展中国家自动进入“某种目标和形式”的减排中。
京都自上而下的路子对于“自由经济”的推崇者们很不靠谱，或者说他们在这套体系下玩不转。只是京都第一承诺期是一个很好的test(激进心切的人士不要雷劈我)，在京都和公约的初始制度边界下，人们逐渐认识到其在短期的优劣，以及中期改进的方向。在共同保护气候的严肃认识下，相对灵活和多元的自下而上的补充制度和市场安排能够弥补现有的“专制”和低效。对与政治执行的风险管理也会刺激政策决定者偏向选择一个“准则”而不是一个单一“目标”。
按照京都的老路子，发达国家必须承担更严格的减排目标，而发展中国家有权利自身发展。于是两边的同学都互不向让，或者来回屁股移动点点。这样要不得，又费马达又费电。两边的拉锯战长持不下，那政治家就只有换一个思路来商量——
发展就不一定就是邪恶，减排也不一定等于彻底损害发展。经济发展和气候保护似乎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苗头，能够前所未有地在国家执行者和部分先行的商业人之中形成共识。经济前所未有地衰退，也正说明了如果没有灵活但清晰的机制，会出不少“人品”问题（有些在道上乱混的也死得很惨）。即便这样，刚刚形成的新好苗子也不应该失去经营照料——当然，出现这样的几率比较小。
罗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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