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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像成熟的成年人一样认真检讨和改进
作者:hs 日期:2008-12-09
生于2月22日的双鱼座的很“二”的乔治华盛顿幼年砍樱桃树的故事，一直是我们80年写议论文引用的经典（当然，那批新概念语言小天才们骨子里都不屑这种写作教育体制）。从成长的记忆看，从小家长们教育我们，要主动承认错误。不要把原因落在客观因素上，不要把他人牵连进去。
CDM在谈判进程中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原因很简单：目前仅仅只有这个机制连系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加入京都和碳市场的美国不断地发出批评之音，从政治经济制度结构等严谨的学术角度将现行的CDM批驳的血肉淋漓。我很argue，觉得美国难免不会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想法。熟络经济运行方式的他们可能从开始就清楚CDM的缺陷，于是抄着手站在一边等着问题的出现。
如果用最直白简单的话总结目前CDM产生的功效，我认为是将一种人造资源产品——碳减排量(CERs)逐渐普及成为可接受的商品形态，撬动了和环境有关的资本通过CERs在各种公共、私人部门和个体之间流动（不一定有很好的流动性）。CDM的运行证明了碳市场的价值的真实性，在国家协议中以市场的方式达成政策目标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美国学术界的评论肯定能吸引新闻的注意。然而，经过记者二次加工之后，就很难保证学术的观点被政治因素操纵。但是，嘿，既然全世界有4300多个真正存在的项目。那最好想想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当初创造CDM的时候，希望其不会成为发达国家进行碳中和的工具。于是创造了“额外性”的审核程序。但是另一方面，CDM又是一个以单个项目而论的开发机制，于是一个“人之常情”的操作方式自然会出现：具有灵活性的“额外性”。去年巴厘谈判之前，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一份报告说约有40%的项目不能递交真实、额外的减排量。
有个例子，【看这个博客的一般是80后的人，都有类似的读书经历（当然，某些发达地区的孩子就不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发杂音，免得遭雷劈）。】比如考试老师改卷子，理论上说需要严格统一的评分。但是老师心里总会有一个偏爱的尺子。这不一定是老师的错，或许是这个学生平日里嘴很甜、人很乖、经常在办公室里混脸熟，或许是这个学生的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很好，或许是这个学生在课余时间也会接受这个老师的补习辅导，等等。当90分的关卡时候（特别是语文考试），那总有些“灵活性”可言。高考那个基本标尺尽管不一定选出所有优秀的学生，但其总某种程度上设定了一个“业内的基准线”，让学生们朝一个方向走。至于各个学校最后决定录取的方式，则是提高小范围群体“额外性”的方式。
这个类比大致适用在CDM之中，目前在谈判中和场外的会议密集地提到“行业方法”便是一个针对个体差异的“额外性”的方法——以后再具体扯这个。
CDM第二个问题就是没有明确在审批规则时候确立“必须推行可持续发展”。那这个是制度规则的问题，不能怪市场的人贪婪、或者没有道德责任感（道德救不了地球）。发达国家的环境主义者拎着这个问题死活攻击（请注意，是发达国家的环境组织，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组织）。CDM最初的定义是强调推动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三年的运行效果发现这个目标尚未真正实现；更别说CDM里面涉及到实质的技术转移。在PDD中，关于环境的一章叙述全部都是定性的软描述，随便哪个最次等的项目开发商也能照猫画虎地写个差不离。不过，这个问题还比较好解决，说到底骗人害自己。我觉得对环境评定量估体系介入开放流程中。只是根据国别发展状况有差别，不能统一标尺。
CDM既然是实体的项目，其开发的水平和所在国家、地区的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产业分布有密切关系。中国、印度、巴西占到大好处，也是不能避免的。回到当初的游戏设计，我想没有任何条款涉及了“加分”和“少数民族地区优惠”政策吧。现在谈判中进行的CDM改革争论中，强调特殊地区照顾的方针是一个好路子。不过，有过那恶人的高考经历的都知道，这种“改革”实质上也不能彻底改变“招生生源”地区密集分布的状况。
随便扯也好，没有细说到具体。小裘同学道：我们不要太拔苗助长，忘子成龙。到头来失望太多就失去了信心。我说，既然生米都煮成熟饭了，我们就应该像成熟的成年人那样，认真检讨和虚心改进。（倘若有其他隔岸观火的，看稀奇的人，我们也应该如成熟的成年人一样，也不要理他们，直接拖到墙角去打一顿。）
罗锐
CDM在谈判进程中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原因很简单：目前仅仅只有这个机制连系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加入京都和碳市场的美国不断地发出批评之音，从政治经济制度结构等严谨的学术角度将现行的CDM批驳的血肉淋漓。我很argue，觉得美国难免不会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想法。熟络经济运行方式的他们可能从开始就清楚CDM的缺陷，于是抄着手站在一边等着问题的出现。
如果用最直白简单的话总结目前CDM产生的功效，我认为是将一种人造资源产品——碳减排量(CERs)逐渐普及成为可接受的商品形态，撬动了和环境有关的资本通过CERs在各种公共、私人部门和个体之间流动（不一定有很好的流动性）。CDM的运行证明了碳市场的价值的真实性，在国家协议中以市场的方式达成政策目标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美国学术界的评论肯定能吸引新闻的注意。然而，经过记者二次加工之后，就很难保证学术的观点被政治因素操纵。但是，嘿，既然全世界有4300多个真正存在的项目。那最好想想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当初创造CDM的时候，希望其不会成为发达国家进行碳中和的工具。于是创造了“额外性”的审核程序。但是另一方面，CDM又是一个以单个项目而论的开发机制，于是一个“人之常情”的操作方式自然会出现：具有灵活性的“额外性”。去年巴厘谈判之前，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一份报告说约有40%的项目不能递交真实、额外的减排量。
有个例子，【看这个博客的一般是80后的人，都有类似的读书经历（当然，某些发达地区的孩子就不要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发杂音，免得遭雷劈）。】比如考试老师改卷子，理论上说需要严格统一的评分。但是老师心里总会有一个偏爱的尺子。这不一定是老师的错，或许是这个学生平日里嘴很甜、人很乖、经常在办公室里混脸熟，或许是这个学生的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很好，或许是这个学生在课余时间也会接受这个老师的补习辅导，等等。当90分的关卡时候（特别是语文考试），那总有些“灵活性”可言。高考那个基本标尺尽管不一定选出所有优秀的学生，但其总某种程度上设定了一个“业内的基准线”，让学生们朝一个方向走。至于各个学校最后决定录取的方式，则是提高小范围群体“额外性”的方式。
这个类比大致适用在CDM之中，目前在谈判中和场外的会议密集地提到“行业方法”便是一个针对个体差异的“额外性”的方法——以后再具体扯这个。
CDM第二个问题就是没有明确在审批规则时候确立“必须推行可持续发展”。那这个是制度规则的问题，不能怪市场的人贪婪、或者没有道德责任感（道德救不了地球）。发达国家的环境主义者拎着这个问题死活攻击（请注意，是发达国家的环境组织，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组织）。CDM最初的定义是强调推动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三年的运行效果发现这个目标尚未真正实现；更别说CDM里面涉及到实质的技术转移。在PDD中，关于环境的一章叙述全部都是定性的软描述，随便哪个最次等的项目开发商也能照猫画虎地写个差不离。不过，这个问题还比较好解决，说到底骗人害自己。我觉得对环境评定量估体系介入开放流程中。只是根据国别发展状况有差别，不能统一标尺。
CDM既然是实体的项目，其开发的水平和所在国家、地区的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产业分布有密切关系。中国、印度、巴西占到大好处，也是不能避免的。回到当初的游戏设计，我想没有任何条款涉及了“加分”和“少数民族地区优惠”政策吧。现在谈判中进行的CDM改革争论中，强调特殊地区照顾的方针是一个好路子。不过，有过那恶人的高考经历的都知道，这种“改革”实质上也不能彻底改变“招生生源”地区密集分布的状况。
随便扯也好，没有细说到具体。小裘同学道：我们不要太拔苗助长，忘子成龙。到头来失望太多就失去了信心。我说，既然生米都煮成熟饭了，我们就应该像成熟的成年人那样，认真检讨和虚心改进。（倘若有其他隔岸观火的，看稀奇的人，我们也应该如成熟的成年人一样，也不要理他们，直接拖到墙角去打一顿。）
罗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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